全球债务高企，畅通经贸是根本对策

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超过15万亿美元，达到31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全球公共债务接近90万亿美元。世界经济论坛（WEF）总裁布伦德表示，全球公共债务占全球GDP的比例已接近100%，几乎是18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公共债务总额逼近GDP，让各国乃至全球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不断加剧。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升至34万亿美元，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美国政府被迫大规模举债，数次上调债务上限。而日本自“失落的三十年”后，政府债务持续攀升，其“债务货币化”的应对措施已不可持续，2022年时其政府负债率高达261%。欧盟国家也因债务问题分歧严重。截至2023年年底，欧元区政府债务规模达12.6万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希腊、意大利的负债率高达165.5%和140.6%，远高于欧盟60%的目标，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统一的货币与各国独立财政政策间的矛盾。此外，3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居民和企业债务为104.6万亿美元，占GDP比例达255％，财政赤字和偿债压力居高不下。

多重因素交织造成此轮全球债务风险不断累积。一是各国为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及后续影响，持续提高负债率、扩张财政支出；二是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地缘政治博弈因素叠加，导致全球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三是美联储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加息并不断推迟降息预期，形成“强美元”，引发多国金融紧缩周期，也让一些国家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从长期来看，新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周期要转化为实质性生产力还需时日，难以对冲掉这些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延续下降趋势，全球债务的长期脆弱性风险也会增加。

不难发现，全球债务增量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一边大力推动自身经济“脱实向虚”，令本国制造业产能受到严重削弱，另一边不断推出各种制裁、限制举措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剧了全球商品供需失衡，让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导致债务问题迁延日久，损人而不利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受“强美元”影响，普遍发生输入性高通胀并叠加资本外逃，让系统性金融债务风险不断累积。

整体来看，我国公共债务规模可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较小。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一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6.7%，低于60%的警戒线。虽然地方债务压力较大，但我国债务问题有两大“定心丸”：一是赤字率可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今年赤字率拟按3%，赤字规模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定调、加大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监管改革、中央加大地方转移支付，缓解地方偿债压力等举措降低了我国出现系统性金融债务的风险。

二是经济增长可期。从债务结构来看，我国债务以地方债务为主，所涉及的多为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乡村振兴项目等优质资产。随着各项目的工业设备大规模更新换代，新质生产力将夯实基础、稳步发展。而从实际数据来看，一季度及“五一”假期的各项经济数据均表明国内经济正持续回升向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增长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5.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3.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4.5%。今年广交会和北京车展上新能源汽车的火爆，也都证明了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上取得的成绩，博得许多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前景的看好。

国际债务债权人身份转变为我国带来加深全球治理参与的契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经贸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我国已由传统债务大国转变为新兴的债权大国。各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逐步替代成熟的欧美市场，成为我国贸易、投资的重点区域。由“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身份转变，更令我国需要重视国际债务治理中的话语权问题。

应对全球债务风险的根本措施在于保持全球经济增长与畅通经贸合作，短期则需要防范并化解国际债务违约等风险问题。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高通胀或将成为常态。对我国而言，对内要稳步推进经济增长，加大科研创新与绿色转型投资，对就业与消费保持高度重视，提高宏观调控与债务管理水平；对外，则要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与新增长机遇，积极拓展与欧洲地区国家的合作空间，稳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落地。此外，应充分发挥G20、联合国等多边治理平台功能，推动多边协调及减债政策协商，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债务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