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凝聚“全球南方”还需克服哪些障碍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以及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全球南方”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词。即便如此，“全球南方”却并不是一个全新词汇，50多年前就已出现在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的文章当中。这个过去多年相对沉寂的概念突然火热，背后的国际政治生态变化以及大国博弈考量等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

首先，“全球南方”概念近期缘何持续走红？在国际政治中，一些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或某些理念的流行，背后往往有着从内到外综合作用的必然因素。“全球南方”的兴起就至少缘于两大因素：其一，它是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后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权力体系变革的必然结果。当今国际社会的制度性权力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全球南方”顺势再兴，它超越地理和经济范畴，作为一个松散集体联动，努力争取与其体量相称的、应有的国际权益。其二，这一概念再度兴起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国政治操弄“副作用”的结果，它是美西方试图拉拢和分化发展中国家以边缘化中国的手段之一。它们热炒“全球南方”并助推印度高举所谓“民主政治”大旗成为“全球南方领头羊”等操作，根本目的是想借此实现“去中国化”或遏制中俄等。

其次，“全球南方”能否代替“发展中国家”概念？不得不说，这两个概念具有高度重叠性，但二者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独特内涵。囿于政治底色、发展使命、国际利益诉求等共因，“全球南方”的认同度和覆盖面超越了经济特征较强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从而将在身份认同上有争议的阿根廷、土耳其等纳入“全球南方”国家范畴。因而，“全球南方”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广谱性。经济层面上，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彼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这个概念可以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合体。政治层面上，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这个概念的范畴基本可被认定为“非西方世界”。国际角色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属性相同或相似，均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位置，国际境遇和国际利益诉求大致相同。

第三，世界是否会再次陷入“两个平行对抗体系”？当下，美国正试图编织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要素的盟友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所谓“西方规制”为基础、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排他性、对抗性体系。同时，10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抱团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金砖机制以及上合组织正吸引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争相加入，一种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盟友体系截然不同的合作机制正日益做大做强。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全球是否再次陷入两个平行对抗体系”的担忧有所上升。尽管“全球南方”国家联动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架构，但它们并不愿意看到两个阵营对抗体系死灰复燃。因为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体系殷鉴不远，这类体系带给世界的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增强，而是意识形态仇视、军备竞赛、冷热战频发、经济割裂和世界分化。“全球南方”国家深知卷入集团对抗带来的危害，对于自身利益系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的认知更是相当明确。

第四，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还面临哪些掣肘因素或障碍？“全球南方”覆盖面庞杂多元，相关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有差异，进而彼此现实利益需求和国际利益诉求等不尽相同，导致它们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进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无论彼此之间利益整合的难度还是外部势力的拉拢分化都是无法回避的制约因素。其一，“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整合难度较大。有些国家在理解“怎样才最符合自身利益”问题上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同，还有一些国家倾向于以左右逢源等方式在大国博弈中拓展战略回旋空间，这些当然都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导致“全球南方”目前仍难成为一支目标指向大体一致的整体性力量。其二，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难抵美西方的拉拢与分化。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和战略自主性联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将触角伸向“全球南方”各个角落，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和关注。面对诱拉，一些国家选择倒向美西方体系，为其大国竞争策略充当棋子甚至火中取栗。

概而言之，尽管学界对“全球南方”的界定尚存争议，但它总体上反映了当代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国际力量对比南北分化的现实，只要南北差距尚存，该理念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只要国际权力体系的失衡局面尚未改观，该理念的时代性就会继续凸显。在新世纪，“全球南方”国家不会继续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边缘角色，国际权力体系将经历再重组、再分配，最终实现全球治理架构由“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转变。然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并非朝夕之功，而是伴随合作与竞争、抗争与妥协的漫长进程，这个过程的烈度和强度、复杂性和突发性也将前所未有，这就更需要“全球南方”国家扎牢合作共赢的纽带，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议题上寻求最大公约数，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更响的“全球南方”声音。